相遇伊斯坦布尔

姐姐Gülan和妹妹Gülbin

来自土耳其东部塔特万的一个普通库尔德家庭的两姐妹Gülan和Gülbin演绎了剧中最激烈、最直接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受过良好教育、职业是心理医生的妹妹Gülbin非常世俗化，未婚的她喜欢健身、游泳，也常与男子约会。一开始观众，包括剧中角色另一位心理医生Peri，也是她的病人，以为她也是出身于世俗、西化、富裕且注重教育的中产家庭。她的库尔德人身份，是通过姐姐的出场揭开。在姐妹争吵时，姐姐跟她说：“你去找你那些在山上的没宗教信仰的朋友们吧！”可以确定Gülbin是亲库尔德左翼政党HDP的支持者。HDP（人民民主党）关注性别平等和少数群体权利，常被政府支持者以其跟PKK库尔德工人党等被土耳其政府视为的恐怖组织的关系，也被扣上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没有怎么接受过教育的姐姐Gülan，笃信宗教、保守、暴躁、霸道，有个有钱且听话的老公（类似国内那种教育水平不高但挣到些钱的小老板），她是支持现政府的，很有可能是执政党AKP（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甚至是其他保守、伊斯兰主义甚至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HÜDA PAR或MHP的支持者。她老公，也很有可能是靠执政近20年的AKP的裙带关系发家。在当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之间，主要分成支持执政党AKP和支持反对党HDP的两派，而占土耳其人口15%至20%的库尔德人，往往在选举结果上起着关键作用。妹妹提到的35年前的遭遇，指代了自1984年开始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正面交火和冲突中造成的一系列伤亡。据统计到2000年已造成约三万人死亡，两百万库尔德人被迫离开他们的村庄。土耳其现政府依然对左翼库尔德人士进行打压，包括将曾参选总统的HDP前党首Selahattin Demirtaş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监禁，以及逐步、大量撤换通过地方选举上任的HDP市长，对库尔德人的集会也进行更严厉的把控。不过姐姐Gülan的库尔德语比妹妹Gülbin的好，就像库尔德语言学家Zana Farqînî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库尔德人发出的抗议：“现在库尔德语是扛在没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的肩上。这一问题出在世代之间的语言丢失。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要知道光凭给孩子起库尔德语名字是没法拯救这一语言的。”（部分译自记者Maaz İbrahimoğlu发表在《独立报》土耳其语版上的评论。）另可查看本剧的一些细节（有情节透露）。

（本文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她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不脱离人的现实存在而谈女性，对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做实实在在的描绘。因为诚恳，所以感人。《相遇伊斯坦布尔》奉献了2020年最好的女性群像：给人做钟点工的虔诚穆斯林Meryem（她的名字即来自圣母之名）；Meryem的嫂子，罹患抑郁症而几次自杀的Ruhiye；Meryem的心理咨询师、出身优渥的独身中产女性Peri；Peri的朋友兼心理咨询师（是的，讽刺的是，心理咨询师也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出身库尔德家庭但无信仰的另一位独身中产女性Gülbin，等等。

这简短的介绍已隐约可见分裂、冲突之处：传统与现代之争，信仰与世俗之争，贫穷和富有的阶级对立，心理咨询师所代表的科学和阿訇所代表的宗教慰藉之争，等等。而《相遇伊斯坦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各种声音在这短短8集中里都有一席之地，绝不偏狭——出身于世俗家庭的高知女性Peri无法理解戴头巾的Meryem，她感到愤怒：她那么美，为什么她却戴着头巾？借Peri之口，导演似乎说出土耳其近年来的一种变化趋势：戴头巾的人越来越多。而这让Peri感到她成为了相对的异类，正像水族箱里的鱼，供人观看。专业素养帮助她冷静地倾听Meryem的讲述，却不断需要通过向Gülbin倾诉她们的咨询内容（而这本该是绝对保密的）来排解。最终，在Meryem不断的来访和讲述里，Peri“破防”了。她哭花了眼影，大喊：我受够了一个人醒来，受够了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来延缓衰老。显然，问题不在于健康饮食和坚持锻炼，而在于这样“现代”的、“科学”的甚至流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给她的生命带来意义。这一痛苦由Gülbin一句话点明：“她（Meryem）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Meryem是天真懵懂的，可能也没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她总能自得其乐。她兴致勃勃地炒肉沫做蛋糕送给只吃素食的Peri。她津津乐道地讲她对咖啡机的偏好。她似乎对做钟点工的那位男性有些情意，却不因遥不可及而神伤。仿佛只要哥哥嫂嫂侄儿幸福，她就也心满意足，充满感激。本剧结束在她收到戒指的那一刻，仿佛在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会给出答案。但本剧并不倡导盲信。相反，本剧同样以Gülbin 家庭的遭遇探讨了宗教中经典的神正论问题：如果存在神，为何神对于人们现世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无动于衷？Gülbin无信仰，而她的妹妹却戴着头巾。Gülbin主张用科学给弟弟治病，妹妹却半信半疑。在激烈的冲突中，Gülbin哭喊，如果有神，为何“即使容貌和名字有所改变，不幸却在延续”？如果有神，难道正是“真主让我们这样互相厌恶”？在第一集里，阿訇告诉Meryem，有一种生活就像假花，做得十分逼真，还带着露珠，但依然是虚假的；而真实的生活就像真实的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真假”之别的标准何在？这种标准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即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教诲，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何意义？——在本剧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真诚地、用力地生活，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一种“虚假”的生活。但无奈的是，每个人也都深陷自己的苦海之中——阿訇虔诚多年，却在受困时，连个帮手都没有，深陷妻子去世的痛苦之中。阿訇的女儿隐藏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整日在头巾之外戴着耳机，用音乐把自己与世界隔开，会在父母出门后，放西方流行乐纵情跳舞。Meryem的嫂子Ruhiye因为童年时被性侵的遭遇而郁郁寡欢，却在性侵者跪倒在自己面前请求她结束他生命时，一言不发地离开。每个人都深陷于自己的苦海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沟通是艰难而无果的。Ruhiye的丈夫只会用拳头为妻子复仇，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抑郁。他无法自制地对妻子和妹妹大吼大叫，事后又在阿訇面前忏悔自己的恶念。Gülbin有一个英俊而富有的情人，只是两人都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Gülbin是否要过夜，答案都是否，于是只能独自在沙发上睡觉。这种约会（dating）而不排他（exclusive）的关系，正是当代西方世界最流行的关系。但这种自由的联结，相比与宗教相连的婚姻的契约和承诺，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加幸福？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土耳其社会独有的。相反，不只笔者极感熟悉和共情，imdb上的几个靠前评论也都提到“我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但我共鸣了……”在表层的社会矛盾之下，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困境——觅渡，觅渡，渡何处？在这琐碎的、潦草的痛苦中，死亡是唯一的常数。“时间消逝，在你理解它的意义前就消逝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代理人的阿訇（字幕翻译为“智者”）反而是苍老脆弱的老人，反而需要不断逃离。而Meryem这样平凡、卑微、未“悟道”的人，却成为Peri生活转折点和启示者，而Ruhiye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却斩钉截铁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回归故乡，回归过去，直面自己抑郁的根源，在自救后拯救了整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她们的力量也是女性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与宗教和科学无关（Meryem的问题很难说是被宗教或心理咨询改善的），而是作为人出于本能与他人建立联系而爆发出的。本剧耐心地描摹了这些联系，这些沟通的时刻，尽管它们在那个当下显得无力：Meryem向Peri絮絮叨叨着各种琐事，Peri向Gülbin絮絮叨叨着咨询的细节，这些时刻镜头往往定格在聆听者的面部特写，还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缓慢。这些时刻，具体倾诉的内容不再重要，“有人在听”这件事才是最要紧的。而精英女性Peri从钟点工Meryem那里学习到的，也正是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智慧”——走出自己的孤岛，打开自己，向外伸展。正如本剧中借两人之口两次点出的那样：被压抑的情感将如同水流寻找石头的缝隙般寻找生命的缝隙。因此沟通和释放将成为唯一可能的救赎。在重重割裂（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族群的……这些本剧都或明或暗地点出过）中，人们必须跨过隔阂，人们将不得不跨过隔阂。这种跨越究竟有多大效果，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必须首先跨越。于是，在本剧的结尾，我们并没有看到“成长”电影里经典的“与过去挥手作别”的象征性时刻，Meryem依然戴着头巾，阿訇的女儿也依然戴着头巾，但她们显然更有力量地进入了新的征程。她们是失声的（Ruhiye几乎不说话，每当说话也会被丈夫大吼；而阿訇之女，泪水是她唯一的表达），孤独的，孤立无援的，却也是自由的、自省的、自助的。她们丰富的情感在沉默中流过8集，终于倾泻而下。当坐在离家大巴上的阿訇之女含笑望向邻座，镜头缓缓揭露出那是她的同性恋人时，我几乎高兴到尖叫。导演显然是慈悲的，他在真诚地描绘了如此深沉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后，依然把希望留在未来。在剧情之外，本剧在美学上的把控也令人心醉神迷。那油画般的构图和色调，那无声却惊心动魄的面部特写，那缓慢而举重若轻的推镜，那仿佛上帝之窥的空镜，都让人想到土耳其最为我们熟知的电影大师锡兰。这些镜头对人物有一种虔诚的敬意。在这样的敬意中，女性角色的法令纹、雀斑和哭红的鼻头，都染上了神性。而她们的痛苦和挣扎，都显得如此高贵。本剧给人的美感，大概正是“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