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们的谈话

TIFF观影后导演Q&A记录今年在TIFF看了八场电影，Women Talking是电影结束后观众掌声持续最久的，也是唯一一场在片后导演入场时全场自发起立鼓掌的，掌声一度停不下来。坐在TIFF最大的观影厅之一，满满两层的观众，感受到了2016年Women’s March的温暖和solidarity。在今天的北美，不得不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下面记录一些还有印象的导演问答（穿插个人感想）：1. 为什么没有呈现任何一场暴力本身，也没有呈现任何一个男性施害者的脸？导演表示不想呈现任何一个具象的“反派” (villain) ，而是想聚焦在暴行发生之后的“impact”，对女性本人的，对她的家人亲属的。导演在这里说了一句话我很喜欢，影视作品里想通过直接拍摄强暴的镜头所表达的，很少可以justify把它演出来的必要性。一方面女性之间的辩论很快就从具体的暴行上升到结构性的问题，从未谴责过任何一个男性个体。另一方面August作为唯一一个有“脸”的男性，影片想通过他把重点放在男性有可能变成的样子，to show what is possible。2. 电影和现实之间的联系，选择在2022年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跟美国此刻正在发生的重大倒退有什么关系？导演说，电影的最后一幕，women marching together的画面是最后拍的。每家每户，老老少少的女性，哪怕彼此有再大的矛盾，针锋相对的观点，还是各自驱赶着自家的马车，汇聚成长长一条线，一起走出了colony，走向了未知的未来。导演在此希望美国女性在今天，不管自己的在政治光谱的哪一头，可以放下对彼此的成见，放下在其它议题上巨大的分歧，汇聚到一起，为美国女性的未来走出一条路来。个人最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就是对女性内部分歧的展现，观点上分歧，性格上的分歧，代际上的分歧，位置上的分歧，哪怕大家有着一样的信仰，对信仰的解读也可以截然不同。辩论时，这些根本上的分歧看似已经没有调和的空间，但恰恰因为迫在眉睫的危机，其残酷程度逼迫她们必须放下这些分歧，作为一个集体，走出一条路来。这种程度的true democracy在现实中很难在宏观层面践行，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启发。电影展现了一群有着根本分歧的人怎么通过平等的辩论，充满共情的协商，一起找到了一个大家都愿意接纳的出路。3. 电影为什么选用这个色调？Polley将电影的色调形容为 “the color tone of a faded postcard from a world that’s already gone” (那种陈旧明信片的色调，来自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Polley特意选择了一个这样怀旧的色调，为了避免影片有任何现实主义的色彩，否则很多对话将显得很奇怪。确实是，在观影时看到一群不识字，不知道“逗号”是什么的女性用最严谨的语言进行充满哲思的辨论，会有一种违和感。如果是更自然的现实主义色调，肯定会加深这份违和。4. 电影在哪里拍摄？故事原型发生在哪里？电影就是在多伦多附近拍摄的。Polley强调她特意避免了任何具体地点的影射，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故事。原著的灵感来自于一系列发生在保加利亚的强奸事件。相比之细腻的还原性侵给一个具体的community带来的创伤，这部电影更像是基于这世间千千万万类似悲剧的一场抽象思辨。5. 电影的背景时代？2010（笑）6. 为什么把旁白音(narrator)从August改为小女孩Autje？原著的叙述者（narrator）是August。团队中Chris提出异议，觉得这样一个故事用一个男性的声音叙述出来很奇怪（原词：feels alienated）。导演本人并没有这种感觉，毕竟women talking这个故事本事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女性自身的表达，也在于男性的倾听和记录。但是阅读文字和观看影像是非常不同的体验，在小说里没有违和的设定，用耳朵听则未必。所以团队开始大开脑洞，修改设定。有人提出改为小女孩Autje的声音，有人提出改为女主Ona在未来此刻还未出生的孩子说话。Polley将两者结合，改为Autje在未来讲给Ona孩子的话。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改动。一直觉得“姐姐”是一个很神圣的身份，以Autje的声音，对Ona孩子讲述母辈在ta出生前经历的苦难，以及为了ta的未来所进行的抗争，比August的视角更多添了一份代际的传承和跨越血缘的姐妹关怀。7. 影片中有很多对基督教信仰的探讨，这跟导演自身的成长背景有没有关系？Polley坦言自己成长在一个无神论者的家庭，虽然确实是把她送到了一个教会幼儿园，因为离家近。她对所有信仰都很好奇，都很想了解，如果非要说一个宗教的话，可能最像是一个佛教徒。导演强调影片没有一丝评判或者讽刺这些女性信仰的意思。虽然她一直对附着在信仰之上的社会制度和机构充满警惕和批判，但对信仰本身是非常尊重的。影片中，女性哪怕面对死后进不去天堂的威胁，还是在漫长的辩论后选择离开。离开不是对信仰的摒弃，而恰恰是更深层的虔诚。

1. 这个故事是为了解读服务的，它有一个万能框架头20分钟演完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这会是一个含义上、解读上都很丰富的故事。让我们高度浓缩一下这个故事：一群女人遭受了侵害，一开始她们甚至都没有想清楚、说清楚这种侵害是什么，但她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逐渐明白了一切，这时，她们将面临几个选择：(1) 什么也不做，一切跟原来一样，日子继续过下去；(2) 留在这个环境里，反抗；(3) 离开。你看，这个简直是个万能框架，可以对应上几乎所有种类的女性困境，不管是历史中的还是当代现实中的。它们基本上都经历了这个流程，只不过可能最终达成的进程不同。而且不仅是框架，主角们在谷仓里开会时所讨论的那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字字句句，桩桩件件，都可以跟大量的现实对应。真的，她们每说一句，我脑子里就会飞快闪过一大堆熟悉的人事物。她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她们所担忧的就是我们所担忧的。我们和她们面对着同样的一系列母题，比如 price of fight、self-protection、justice、revenge、forgiveness、impact of social environment、education、patriarch authority、imposed doctrines......etc.每一个角色也都不仅代表她自己，而是一个类别的女人的缩影。

这三种人实在太眼熟了，你可以在今天任意一个讨论版块看到她们的身影。还有孩子们，代表着更加模糊但也更加回归人之本性的新生思维："We saw him! Why do you have to make it so complicated?"所以，与其说Women Talking讲的是新大陆某殖民地的一群女人的故事，不如说它是一部小小的、用fiction形式写就的《Femin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这样的创作思路无疑是有意思的，但如果观众不是我，不能在她们说的每一句话外想到千千万万的现实原型，这个故事又会呈现什么面貌呢？失去了丰富的解读可能之后，那就真的只剩“women talking”了，作为一个故事这属实太过单调。此外，如果去掉隐喻滤镜来看，一群不识字的女人们有如此优雅的语言习惯、语法如此严密的逻辑表达，确实不够合理。但好在文本之外的东西本片处理得都不错，演员的呈现啊，足够压抑粗糙不“完美”的服化啊，blocking与一些肢体情节安排 (比如那些大笑) 啊，还有曲风大幅变换的配乐，都不错，能够撑起一部剧情电影该有的情绪感染力，这也是我最终打了四星的原因之一。2. 唯一的流泪瞬间可能片子里的绝大部分东西我都在其他地方或多或少见过、感受过，真正击穿我的瞬间只有一个：“I'm sorry, Mariche.”Mariche这个角色在女性主义语境下常常被用来当靶子，或者反面的、反动的案例。她告诉观众一个顽固又看不清楚真相的家伙在困境面前会呈现怎样一种摇摇欲坠、让人捉急的嘴脸。在现实中也是，尤其是当年轻一代的小feminists听到年长女人种种“不够女权”的发言时，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很轻易就能把我们引导向一种态度：“她是错的，而且我们犯不着去拯救，她愚昧无知落后到没救了。”而Women Talking给了这样一个角色爆发的机会，更是给了她我鲜少在别处见到的真心关怀。“对不起，和人渣生活数十年，并且还保护住了自己与孩子的不是我，与丑陋残酷的现实朝夕相处并且活下来了的不是我，我没资格批判你。”“对不起，劝你留在人渣身边数十年的是我，没告诉过你怎么保护住自己与孩子的也是我，我没资格奚落你。”“我跟你说对不起，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该想办法让这事翻篇，而是我真的为了我说的那些话而感到对不起。”即便在那些对我而言与信仰无异的问题上，你和我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依旧彻头彻尾地理解你的困境、全心全意地感受你的痛苦，你和我依旧在一种非常幽暗广袤但绵延不绝的层面上紧紧相连。我怎能不为此流泪。只可惜咯，这种程度的solidarity在现实中还不太常见。3. 关于“离开”对女性主义创作者来说，“leaving”似乎是个绕不开的主题，或者说元素。因为她们首先在写的肯定是困境，既然有困境，那必然要讨论“逃离”的可能性。记得中学语文课上，讲到鲁迅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老师在上面讲一大通，我在底下边走神边悠哉悠哉地想，“啊？为什么要走啊？”那时候的我还什么都不懂。后来慢慢长大，才明白“逃离”对于无数的女人来讲是一种近乎救命稻草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Lenu会离开那不勒斯，Laura会离开洛杉矶，Thelma & Louise会离开Arkansas，而Furiosa会带着一车的女人拼了命也要离开不死老乔的Citadel。说真的，我第一次看《时时刻刻》还完全不理解Laura怎么能做到抛弃儿子。这种挣扎在Women Talking中也有体现：“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 boys?” 女人们总是在为所有人考虑。可是就像Laura多年后在儿子的葬礼上陈情的那样，“I had no choice. It was death. I chose to live.”有时候离开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但是呢，话又说回来，“离开”也许只是我们需要跨出的第一步，世界上无数的女人们也的确纷纷在精神上或物理上跨出了这一步。But then what? 《狂暴之路》里有一条短评我至今印象深刻：

当这群身着传统服饰、从没读过书、对家中男性言听计从、称自己所在地为colony、遵循几百年前生活方式（没电没汽车没自来水）的女性聚在一起讨论最近发生的连环迷奸事件，我以为这是十七世纪的北美某殖民地。所以当二战被提起时，我十分迷惑；而当2010年这个年份出现时，我彻底震惊了。原来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有一些人主动摒弃现代科技和社会模式，聚集起来过着简单清苦的生活。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朴素人群”（Plain people），其践行者主要来自基督教新教的两个教派：重浸派（Anabaptism）和贵格会（Quakers）。本片中的人就属于重浸派的一个分支——门诺会，更具体的讲，是生活在玻利维亚的“俄罗斯门诺会”（Russian Mennonites）。在历史上，由于教义中的和平主义原则，他们拒绝参军、反对参与政府，遂多次成为宗教和政治迫害对象，被迫一路从俄罗斯迁徙到北美洲再到南美洲。现在这个教派在全球有近50万人。所以下次如果我再在集会上看到穿着上上世纪服装的人，那很可能不是cosplay，也没有穿越发生，而是人家平时就穿这个。本片改编自同名小说，故事背景取材于真人真事。那是在2005-2009年期间，玻利维亚的一个门诺会社群里上百位女性被下药强暴；后来发现作案者是同社群里的若干男性，长老会诉诸当地政府，将罪犯绳之於法。小说作者Miriam Toews出身于一个加拿大的门诺会家庭，而且其社群所在地正是案发社群的发源地。所以当身为作家的她听说了上述暴行，当然想写点什么。应当说她的角度很新颖：虚构了一场女性辩论集会，让部落里的女性自己讨论自己的未来（三个选择：什么都不做选择原谅，死磕到底将犯人定罪，离开此地另谋出路）。因为这些女性都不识字，所以安排了一个被逐出社群的男性角色来帮助她们记录，整部小说正是由会议记录所组成。我看到网上有人批评辩论者的谈吐与其文盲身份不符，于是觉得整个故事太假。我想，首先见识与读写能力未必成正比，其次本书/片本来就是女性作者/导演借人物之口，说出她们自己对当时情况的理解和想法，并邀请读者/观众来参与讨论。所以我觉得不必太在意这个虚构场景的真实性，而是应该多代入式思考，即如果你是她们，你会怎么做？那个跟我观点不一样的人说的有道理吗？本来，是无为还是无畏，是走是留，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按照现在me too的标准，被侵犯的标准操作应该是硬刚，但在那种一切事物由教会长老说了算的社群，反抗其实是没有出路的。但对这么大的事装作没发生也不合适（更何况影片还刻意表现了家暴现象的存在），所以按照排除法，剩下的似乎就只有出走一条路了。那这个在我们看来较明显的选择，为什么让片中人花了那么长时间才达成一致呢？因为这个选项附带三个严重的问题：1、长老们说了，如果她们离开，就等于抛弃了信仰，类似永世不得超生的诅咒，这对一辈子都是虔诚信徒的她们是致命打击。2、她们需要与自己的男性家人分离，而有些可能是她们深爱的人（毕竟施暴者只是少数）。3、她们能去哪里？从没离开过家园、对世界一无所知、目不识丁的她们将来怎么生活？影片最终让她们勇敢的挣脱了宗教的束缚，又温柔的履行了母亲的责任（带着未成年男性成员上路），但对迷茫的未来过于轻描淡写。显然这仍然属于偏理想化的处理。对这样的女性群体或弱势群体，自我意识只是第一步，外界的帮助同样重要。最后我想啰嗦两句门诺会。这个教派反对暴力仇恨，主张凡物公用，曾经推动过废奴，这些信条都有其积极意义。但他们也思想相对保守，讲究男尊女卑，导致社群内强暴事件时有发生。与很多崇尚简朴生活（simple living）的团体一样，他们自己清静无为与世无争，作为外人我们似乎不应干涉他们的信仰自由。但我有两点疑问：他们一边不服从外界的权威，一边却在社群内部树立部分人的绝对权威，这是否有些虚伪？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相当于人从出生起就不断被洗脑，这样子的皈依有何说服力（虽然他们追求主动皈依而非强迫）？我一直认为，人要树立一个信仰，不管宗教也好哲学也好，至少应在接触过数种以上可能性后再做决定。像国家宣传、父母之命、同伴压力、一时兴起等途径都是不可取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尊重他们的信仰，但也为他们感到惋惜。当然，或许他们看我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