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坂本龙一坐在冰山的边缘，牵着一根绳，将录音设备沉入冰原。这是北极的某天，冰原之下传来汩汩水流声。“我正在垂钓声音啊”， 他小声说，说完笑了。他收集着冰川死去时的呻吟。/另一个早晨他吞下近十种形态各异的药片，用细细的牙刷反反复复的刷牙。“生病之后我的抵抗力变得十分脆弱，随时需要保证口腔的卫生。事实上，我后面的牙齿可能已经死掉了”，“我得小心防止复发。能延长生命却没那么做是可耻的”。然后他走进工作间，坐上充气保健球，继续指挥声音的舞蹈。/在上周刚结束的Tribeca电影节上，《坂本龙一：终曲》的导演带着它回到曼哈顿下城。导演说，原本的计划是拍摄一个演奏会电影，没想到开拍的第二年，坂本确诊癌症，全面停工。计划失去方向。最终，连续拍摄了五年的素材剪成一个类传记的纪录片，配合着坂本先生新专辑的创作，变成这部《终曲》。Tribeca电影节也很特别，它是911后专门成立的电影节，以Tribeca为中心。17年前的那场浩劫的事发地离这里不远，距离坂本先生的工作室也不远。那年听到声响的他立刻拿起相机冲上街头，拍下顷刻间颓然的文明，拍下错愕的行人，但他着重挑出了一张，是从初生的废墟前掠过的鸟——“它们会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虚弱的人造物和若无其事的自然形成微妙的对立。几天后他路过联合广场时听见有人弹唱Yesterday，突然意识到音乐已经从生活中缺席了整整一周，而自己竟已觉不出异常。/命题从那时就已落定：如何使作为人造物的音乐也获得永恒的可能？——既描述每个当下的丰富，又咏叹命定的残缺；——既缝补支离破碎的立场，又对诸此种种一言不发；——既使用休止符，又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东日本大震灾后，他听闻有一架钢琴扛过了海啸，赶忙上路“朝圣”。钢琴被水泡得太久，琴弦失去张力，琴键松弛在各自的位置如犬牙。他却见得欣喜，如获至宝。“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把自然的形态全部按我们的意愿扭曲。这些木头需要年年月月的机器压力才能固定成一架琴的样子。而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说，琴松了，音跑了，需要调琴了。可那其实是，自然正挣扎着回到过去的形态。那跑掉的音，是大自然修复力的鸣响。” 镜头聚焦在钢琴上流转的手与黑白色的琴键；拉远，继而入镜的是他的黑毛衣和白发，黑白与黑白交响，经过癌症的人与经过海啸的琴共鸣；再拉远，台下的一排排观众入镜。你不会预料到那一对一的合唱其实有诸多围观者在场。他把当下完整的自我交给众人，连带着那份孤独，以及孤独与孤独的共振。/再往前是他年轻时的飞扬，例如在拍摄《末代皇帝》时他将钢琴搬上卡车，狂飙在大连、长春、北京的街头，嗅着那古老王朝的遗风，在颠簸的飞车上复刻末代余韵；例如一周写出45首配乐；例如让整个交响乐团等在一边，在20分钟内彻底改写前奏；例如以生涩的演技和David Bowie飙戏，喊卡后再一起回到房间畅聊音乐；例如作为刚开始玩儿电音时试图用自己的手指赶上机器的指令。直到生命的单向性一再展现在他面前。他才向着那些濒死与永生所发出的声音出走。他将万物组成乐队，把水桶倒扣在头上站进雨里听雨滴的叩打，去非洲捕捉原始部落舞动的节奏，用小提琴的琴弓拉奏钹，向海螺里送入风，踩在落叶上。他还穿上防辐射衣到福岛隔离区看被射线定居的空城，站在反核游行的前列，把那首《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带给灾民，“大家冷了吧，来听音乐吧”。/那个成语叫“冰山一角”，基于“冰山是无比庞大”的假设。事实上冰川一角也许就是全部的冰川，融解掉就不复存在。最好再有一个类似的词，给生命。我们站在一个段落望不到边，就总忘了有终点存在的生命。新专辑一首叫full moon的音乐里，坂本把一段他喜欢的话让人用中文日文英文韩文法文等语言念出来，做成音样，那段话说：“因为不知道我们何时会死去，我们总以为生命是某种取之不竭的财富，可有些事只发发生那么几回，其实是少数几回。“你还记得几个你童年的下午，那些无比重要的、如果没有它们你就也不再是你的下午？也许就只有四五回，也许甚至还不到。”你还能看几次满月？也许就剩20次。尽管你还以为那将是无尽无穷。“我还能看到几次满月？我还有多久能在万里狂奔的终点把你找到？我还有多少次，能得到你崭新的礼物，再告诉你我的心情？全球变暖，冰川消融，全球变吵，乐者苦笑。

和大卫·鲍伊主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又傲娇地和大岛渚导演说“你让我配乐我才来演”。于是，除了出演，还就这样谱出了在世界范围广为传唱的经典神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后来的[末代皇帝]配乐又不小心拿奥斯卡，从此和贝托鲁奇、阿莫多瓦等大导演合作了不少经典配乐。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早前在北影节放映时，有一票难求之势，因为影迷、乐迷们都是冲着他的名字而来：坂本龙一，一个传奇的名字，而我们亲切地叫他“教授”。

“教授”的称呼，其实来自早期他在乐队YMO时高桥幸宏的一句打趣，“东京艺大研究生哎，妥妥以后的教授。”影迷们熟悉教授后来出演电影和配乐的那些经历，对其中的趣事如数家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教授的音乐事业其实是从玩电子乐开始的。1978年，26岁的教授和同样年轻气盛的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一起组成了Yellow Magic Orchestra(简称YMO，黄色魔术交响乐团)。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开创新的世界电子乐史。

《坂本龙一：终曲》中有一段珍贵的早期影像，3人在舞台上表演《东风》，教授接受采访展现电子合成器制作音乐的优势。是时候把古典优雅的教授形象先放边边了，我们教授年轻时，也是个前卫酷boy。

直到毕业后东跑西颠打零工的过程，结识了一圈剧团艺术家和现代音乐人，这其中，就有山下达郎。山下达郎是70年代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也是深受披头士、沙滩男孩等六十年代英美摇滚乐影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正是在山下达郎的推荐介绍下，教授和另两个闲人相遇了。闲人二细野晴臣，玩的不知第几个乐队Tin Pan Alley正在解散边缘，细野正边思考人生边寻觅下一个团队成员。细野的音乐生涯其实比教授开始的早很多，69年他在大学时就加入了一个名为Apryl Fool的迷幻摇滚乐团担任贝斯手。但他更重要的经历，显然是之后和铃木茂、大泷咏一等人组成的Happy End乐队(はっぴいえんど，1969-1972)。

Happy End算得上是日本自家摇滚乐的起始点，他们是第一支用日语唱摇滚的乐队，那张经典的《風街ろまん》在日版《滚石》评选的影响日本百盘中无可争议的排名首位。但Happy End很短命，没过三年就解散了，细野后来也是尝试玩了各种音乐风格，到YMO时，流行性和实验性并存的部分，很大程度就是细野的功劳。闲人三高桥幸宏，高桥也是早早就开始了乐队生涯。最早是在民谣团体GARO中当鼓手，后来，又加入了70年代中期风头一时无两的重量级乐队Sadistic Mika Band(虐待狂米卡)。再然后是和今井裕、后藤次利等人组成的Sadistic，到和教授相遇时，乐队也已在解散档口了。

有趣的是，高桥除了是鼓手和歌手，还是个服装设计师，一手包揽了后来YMO的形象和造型设计，也带着我们教授这个土直男开始变潮起来。而且高桥和细野从小就是朋友，这下再带上了教授一起玩。一次细野邀请两人去家里吃饭，这之后就打开了一册笔记本，上面画着富士山爆发的样子，写了几个大字：400万张。“把Martin Denny的《Fire Crackecr’racker》用合成器以电子曲风重新编曲，就能在世界卖出400万张。”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YMO结成了。

而他们也获得了巨大成功，首专《Autobahn》即冲上了美国流行音乐专辑排行榜前位且高居不下。电子音乐由此迅速开始进入到流行音乐领域。德国的Kraftwerk，显然成了教授、细野三人YMO的模仿目标。其实，早在大学时代，教授就多少感知到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局限，他曾断言说：

细野、高桥虽然不是像教授这样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和训练而来，但他们在多年乐队生涯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才，而且更练就了对流行音乐的敏锐嗅觉。一种渴望用电子乐向世界展现黄种人音乐的想法，在三人脑中渐渐成型：不是脱胎于古典乐的白人音乐(即White Magic)，也不是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黑人音乐(即Black Magic)——而就是“Yellow Magic”。

虽然是受Kraftwerk启发，但并不走Kraftwerk那样强调未来机械感、冰冷感的“机器人”风格。而是在电子乐中，加入日本民族风情，甚至中国地方小调，亚洲文化里的明媚、柔和、多元，组成了特有的YMO风格。在形象设计上，教授在高校时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的经历又给了他们意外的灵感。高桥把很多“红色中国”的元素，运用到了乐队的形象设计上。比如他们最著名一张专辑的封面，是穿着红色西服的三人和模特围坐成一桌，以一种近未来的科技感和复古的诡异感的混合体，面向观众。

他们唱《中国女La Femme Chinoise》(灵感来自戈达尔的[中国姑娘])，他们从中国小调《让我们荡起双桨》取材歌唱《东风》。将68一代新青年的红色幻想杂糅和融入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中。

到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发售，他们很快就登上了流行音乐榜，几首代表作《Rydeen》、《Behind The Mask》更是广为流传。就像当初的豪言，三人真正把“黄色魔法”风潮带到了世界各地。火到甚至就连迈克尔·杰克逊都翻唱了他们的名曲《Behind The Mask》。而这股风潮又一路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他们一跃成为日本当时最著名的乐队，很快在武道馆座无虚席。更重要的是，以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为代表的Synth-Pop(合成器流行，日本叫Techno-pop)风格，使得这一时期的YMO成为了电子乐的先驱之一。YMO只存在了5年，从78年结成到83年解散，但他们的影响却在后来的电子乐和摇滚乐中无处不在。他们对合成器的使用、先进的采样手法、和各种风格的融合，大大拓宽和启发了后来的电子音乐人们。80年代的底特律音乐人们，就是在听着Kraftwerk和YMO的音乐中，搞出了更具有未来主义的Techno音乐。也是缘于78年YMO的结成，以及Kraftwerk四专《The Man Machine》的发布，78年因此也被电子乐迷们称为“Techno元年”。而YMO对英国新浪漫(New-romantic)的影响就更不言自明，70年代末以Japan乐队为代表的新浪漫乐队，本来就和YMO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和教授坂本龙一也成为一生的好友，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还合唱了那首著名的《禁色》。在电子音乐史上，尤其是亚洲的电子音乐史上，YMO绝对算得上是革新的先锋和电子流行化的鼻祖。想想当时细野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幸亏细野也算得上强硬“不管怎样，就一起做(音乐)吧。”才有了教授这一段随意玩玩就不小心成名，而且还不小心成为世界电子乐元老之一的经历吧。-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您怎么化解？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M：您总共拍了多久？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每天能拍多久？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笑）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反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笑）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您觉得他超越了吗？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